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当前，我们要审时度势，紧紧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机遇，全面分析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对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科学谋划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行动策略，以保障城乡居民畜禽产品“舌尖上的安全”。
一、我国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是新形势下加快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要深刻理解这场改革的基本含义、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及重要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性分化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2016年1月下旬，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创新驱动，促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实现。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选择。201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畜禽养殖结构，发展草食畜牧业”。“十三五”规划指出，“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二）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畜牧业GDP占农业GDP的比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年肉、蛋、奶产量分别为8625万t、2999万t和3870万t，基本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膳食营养需求。目前，畜禽产品供需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阶段性过剩、结构性问题并存的新阶段，结构性过剩、区域性过剩、品质性过剩的问题时有发生，尤其是农牧产业结构、畜禽品种结构、区域布局结构、产加比重结构、质量比例结构等畜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
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是由其产业性质决定的。畜牧业上游是种植业，下游是加工业，相伴而生的还有冷藏运输业，具有天然的产业链条属性。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涉及自身产业，也涉及相关产业；既涉及畜牧业供给，又涉及畜禽产品需求；既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涉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聚焦重点领域，瞄准主攻方向，在供给结构合理调整、畜禽产品迈向中高端、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饲草饲料科学利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畜禽产品节本增效等方面实现突破。
（三）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的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理论上讲，畜牧业产业安全包括畜禽产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等。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产业安全的基础和底线，没有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畜牧业产业安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保障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才能保障畜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我国作为人均GDP 7555.30美元（2015年）的中等收入国家，着眼于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换代的现实需求，着眼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未来趋势，着眼于人口资源环境永续发展的问题导向，重点解决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又反作用于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和反向推动。据测算，我国每天要消耗2.3亿kg肉，8000万kg禽蛋，1亿kg牛奶。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保持较高水平，2014年至2016年3年合格率分别为99.2％、99.4％、99.4％。但是，小概率大事件，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一点点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系统性、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重大事件不仅威胁到公众的身体健康，也给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损害到政府公信力。质量安全的严峻形势与重大意义，逼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走“提高供给质量”之路。
二、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对供给侧改革的需求分析
畜禽产品“舌尖上的安全”，覆盖产地环境和动物养殖、产品加工、运输流通等全过程，涉及饲料生产、动物饲养、疫病防控等全系统，辐射生产者、加工商、经销商、消费者等全主体，对畜牧业供给结构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需求。
（一）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需要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大命题，质量安全与自然环境具有强烈的公共物品属性，而畜禽产品与资源具有强烈的私人物品属性，因此，要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统筹畜禽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第一，协调配套是结构改革的基本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适应需求侧的市场变化，着力优化畜牧业产业产品结构，促进畜禽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衔接、良性互动和协同配套。第二，环境容量是养殖数量的最高上限。超过容量红线的过度放牧和超载养殖，势必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201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根据环境容量调整区域养殖布局，优化畜禽养殖结构”，科学界定环境的养殖上限，提升环境的自净化能力。第三，粪污治理是环境友好的必然选择。2016年我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虽超过60％，但仍是农业面源污染最大来源，其COD占到农业面源污染COD总量的90％以上。全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亿t，如果处理得当，就会变废为宝，成为宝贵资源，极大地促进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建设。第四，种养结合是资源节约的解决方案。推动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国家即将启动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推进三元结构种植与畜禽品种养殖相适应的农牧产业体系建设，实现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变。
（二）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需要标准化养殖的积累沉淀 质量安全的畜禽产品，是养出来的，而不是加工、储运和流通出来的。因此，要做好“养”这篇大文章，通过标准化养殖，夯实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基础。第一，完善的标准是标准化生产的先决条件。标准是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准绳和标尺。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畜牧业标准体系，现行有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774项（2014年），兽药残留限量标准1 584项（2015年），基本实现了生产有标可用、检测有标可依、质量有标可判。但是，目前标准缺失老化滞后、标准体系不够合理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第二，规模化经营是标准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规模化是标准化的基础，标准化是规模化的提升。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实现标准化生产。我国2016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6％以上，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但总体来说，规模化程度仍然偏低，散养仍然占很大比重，标准化生产的基础尚不牢固，导致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难以管控。第三，示范场创建是标准化生产的最佳路径。“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是深入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载体，是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科技应用的集中体现。我国2014－2016年3年分别创建了300家、410家、500家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有效地促进了畜禽产品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第四，新型经营主体是标准化生产的重要载体。家庭牧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是规模化生产主体，是实施标准化生产的中坚力量。2015年畜牧业国家级龙头企业达到1 253家，有效带动了我国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三）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需要产业融合的快速发展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与否，是多个产业行业、多个市场主体、多个利益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必须延伸畜牧业产业链、打造畜禽产品供应链、拓展畜牧业价值链。第一，延伸产业链以期保障畜禽产品各产业的质量安全。现代畜禽产品消费在客观上要求关联企业形成具有长期稳定“对接机制”的链条模式，包含畜禽产品从“牧场”到“舌尖”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4个维度的内涵。但是，我国目前养殖业的“小单元”、加工业的“大规模”、运销业的“碎片化”，导致了产业人为分割和链条过短，没有真正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一旦发生质量安全事件，往往相互推诿责任，难以溯源。第二，打造供应链以期保障畜产品供应方的质量安全。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畜牧业是以消费者为终端，溯及消费之前的主体链接和业务衔接，是围绕畜产品核心企业，从原材料到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直至消费者手中，将饲料兽药供应商、养殖企业、加工企业、销售商、消费者等所有活动主体形成一个整体的、无缝连接的功能网链结构。我国畜产品严格意义上的供应链还没有真正形成，消费终端之前的行为主体相互独立，物质流机械对接、利益彼此分割，没有实现一体化、链条化。一旦发生质量安全事件，将直接影响到上下游企业发展，甚至导致供应链解体。第三，拓展价值链以期保障畜禽产品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畜牧业价值链是通过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种、养、加、销等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畜禽产品和服务连续增值的动态过程。价值链要求价值创造、利益分配的一体化协同机制，但是我国目前畜牧业资源配置严重错位，价值链上各活动主体之间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利益纽带和合作共赢的利益模式，在利益驱动下，各环节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难以共享价值链带来的成果和收益，严重制约了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 当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和新常态。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新技术、新机遇和新途径。第一，质量溯源需要信息技术的保障创新。建立健全溯源系统是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已经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2016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新兴现代信息技术有了用武之地。第二，投入品安全需要科学技术的基础创新。畜牧业投入品是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药、兽医器械，广义上甚至包括畜禽良种、养殖环境等。针对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兽药残留、违禁物添加、环境污染等风险因素，需要应用全基因组选择、转基因、胚胎工程、基因工程、DNA标记辅助、DNA诊断、克隆重组、ELISA、RAPD、基因芯片、生物饲料、微生物发酵等技术，开展疫病防治、饲草料开发、粪污处理、无害化处理等领域的基础创新研究。第三，安全监管需要管理科学的应用创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保障食品安全。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成果，按照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思维，创新性地构建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理论方法体系。第四，提质增效需要科学技术的集成创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多学科的共同支撑，通过组装配套、集成创新，产生“1 + 1>2”效应。采用“良种+ 良法”、“农艺+ 农机”、“高新+ 传统”技术等集成创新的方式，确保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稳步提升。
三、当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风险分析
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要素众多，从成分上可分为生物风险、化学风险、物理风险；从来源上可分为固有风险、人为风险、道德风险；从原因上可分为天然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从环节上可分为生产风险、加工风险、疫病风险、储运风险；从时间上可分为原始风险、继发风险等。清醒认识这些风险因素产生根源、发生条件、形成机理、事件损失，对于加强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一）动物疫病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 人畜共患疫病通过人体与动物接触或食用感染疫病病原体的畜禽产品，而导致人类发病。近年来，我国动物疫病流行状况更加复杂，病种多、病源杂、流行广。数据显示，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亚型于1997年在香港首次发现能直接感染人类，截至2013年3月，全球共报告了人感染病例622例，其中死亡371例。据报道，2010年东北某大学因使用4只未检疫山羊进行实验，导致28人感染布鲁氏菌病。
（二）饲料兽药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饲料、兽药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畜禽产品中兽药残留超标、违禁药物检出、饲料添加剂过量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没有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规定，违法使用违禁药物，不按标准使用饲料添加剂等。当前关键的问题是用药剂量不合理、不按疗程用药、不能对症用药，尤其是抗生素药物违规使用问题，导致了动物机体产生耐药性和体内药物高残留，直接威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2011年德国爆发“二 英”饲料污染事件，饲料中“二 英”含量超标高达78倍，部分鸡蛋、禽肉、猪肉受到严重污染，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2012年我国爆发肯德基与麦当劳“速生鸡”事件，“速生鸡”的饲料中掺杂金刚烷胺、金刚乙胺等多达11种抗生素药物，人体长期食用，可造成发育异常，且有致癌风险。
（三）加工污染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加工业方兴未艾，在农产品加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8万家，主营业务收入20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例达到2.2∶1。从质量安全角度分析，目前畜禽产品加工过程存在不少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一是个别加工商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有毒物质，导致畜禽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二是畜禽产品在加工过程中，通过人员、器械、包装等传播媒介，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的二次污染问题偶有发生。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某品牌的火腿肠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12.6倍。
（四）储藏运输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 畜禽产品是微生物天然的“培养基”、“营养液”，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极易产生腐败变质现象，保鲜难度极大，存在质量安全的重大隐患。一般来讲，畜禽产品储藏运输具有严格的温度、湿度、时间、工艺、包装、卫生等条件限制，最佳保鲜条件控制难度大、耗费成本高。储藏运输过程中一旦人为操作不当或环境条件恶化，无法满足保鲜条件，容易造成再次污染，微生物将会滋生扩散，腐败变质问题在所难免，致使畜禽产品降低或丧失营养价值和消费功能，对人体造成危害。2012年某乳品企业由于运输途中车辆温度未达到标准，导致鲜奶变质，发生“鲜奶酸败门”事件。
（五）法制道德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既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道德的支撑。当前，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农药、转基因管理条例正在修订之中，但执法监管的任务依然艰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冲击，社会道德呈现多元化。回顾已发生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逐利心切、违法犯罪成本较小、社会公德谴责微弱等因素，助长了安全事件发生概率。2003年安徽阜阳爆发“大头娃娃”事件，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综合征171例、死亡13例。2008年我国爆发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
（六）风险叠加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上述风险因素，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各种风险因素往往通过加和作用、非加和作用，形成交叉叠加、互动放大，甚至产生蝴蝶效应，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加剧、隐患增加。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各种风险因素聚集累加，一旦形成风险事件，往往造成重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导致风险结果的发生。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以及舆论炒作，均由风险因素引起，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
四、确保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行动策略
直面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众多风险因素，回应人民群众对质量安全的热切期盼，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让人民群众吃的安全放心”，积极实施绿色科技、品牌战略、健康养殖、疫病净化行动计划，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一）实施绿色科技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科技含量 确保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要积极实施绿色科技创新行动，迎接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到来。一是加强绿色科技基础研究。瞄准世界前沿，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要“立地”必须先“顶天”，大力开展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创新研究，培育畜禽、草料优良品种，研发新型生物兽药、无抗饲料，选育粪污降解、饲料发酵等微生物新品种，增加绿色生物技术投入，减少化学成分使用，从而降低疫病及残留的风险。二是加强绿色科技应用研究。紧紧围绕需求导向，开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研究，研发物联牧场、智慧牧场技术体系，开展全程溯源、冷链储运、产品加工等过程的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低成本化技术集成及应用创新研究，提升绿色养殖、智慧控制水平，使动物及其产品始终处于最佳适宜条件。三是加强绿色科技推广研究。好的科研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在田间地头、牛棚鸡舍、屠宰车间生根开花，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保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力。要凝练技术综合应用、风险综合防控的机制模式，构筑畜牧业提质增效技术体系，要做好示范带动、技术推广工作，增加辐射能力，提升畜牧科技普及应用水平。
（二）实施名牌战略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品牌意识质量安全是名牌战略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要求，也是畜禽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底线、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一是继续加强“三品一标”的认证工作。“三品一标”是国家培育起来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至2015年我国“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达到10.7万个，为推进我国畜禽产品名牌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托。“三品一标”产品是质量的象征、品质的标志、信誉的保障，要建立健全“三品一标”准入机制、标准体系、退出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要扩大认证数量、确保认证质量，树立更多的标杆形象。二是着力发挥企业品牌创建的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名牌创建的主体；企业家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推动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实现企业由品牌到名牌的蜕变。名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坚强意志，才能形成“百年老店”。小品牌争取做成大品牌，地方品牌争取做成特色品牌，区域品牌争取做成全国品牌，品牌产品争取做成名牌产品，企业家要发挥主体作用，实现由“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质变。三是积极营造品牌建设的社会氛围。要着力加强品牌建设的扶持力度，在工商、税收、质检等方面予以优惠；要鼓励我国畜禽产品名牌“走出去”，形成世界知名品牌；要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酒香”也要飘出“深巷子”，营造树品牌、建名牌、推名牌的舆论氛围。
（三）实施标准养加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规范程度国内外实践证明，标准化养殖与加工是实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一是加快推动畜禽养殖标准化。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取得了重大成就，至2015年底共创建国家级示范场3178个、省级示范场近1万个，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畜禽标准化养殖水平，为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作出了贡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抓住“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的“牛鼻子”，部省联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示范创建活动做大、做强、做扎实。二是积极引导健康养殖发展。健康养殖是我国畜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当前“转方式”的重要内容。健康养殖要求根据畜禽生物学特性，运用生态学、营养学原理，开展清洁生产，粪污处理及时得当，保障动物福利，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的发生，使畜禽产品质量接近或达到其天然鲜品。要建立健全健康养殖扶持政策，加强健康养殖技术研究，做好健康养殖示范应用，提升健康养殖产品效益。三是大力促进屠宰储运标准化。在优化屠宰企业布局、推进就近屠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不同畜禽品种及其产品的屠宰加工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卫生管理，规范屠宰加工的方式方法和操作规程。加强畜禽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建立针对不同畜禽产品种类的“冷链配送”技术规范和经营模式，防止畜禽产品在储运流通过程中发生腐败变质现象。
（四）实施疫病净化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生物防护做好动物疫病净化工作，是实现疫病消灭的重要前提，能够有效消灭传染源、阻止传播途径，从而降低动物疫病污染畜禽产品甚至感染人体的风险。一是研发动物疫病净化技术体系。根据特定病种的生物学特点和流行病学规律，从系统工程理论出发，按照分门别类、突出重点的原则，创新集成防疫技术、诊疗技术、检疫技术、监督技术、无害化处理技术以及养殖技术、育种技术、管理技术等相关技术，形成动物疫病净化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模式。二是明晰动物疫病净化主攻策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采取分病种、分区域、分阶段的动物疫病防治策略，有计划地控制、净化和消灭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动物疫病。重点加强垂直净化主攻方向，开展种畜禽场疫病净化计划，实现从核心群到繁殖群再到生产群的无疫；着重突破水平净化主攻方向，采用区域化管理，实现特定区域或场所特定病原的消灭和清除。三是创新动物疫病净化实施工作。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探索不同的净化模式，有计划地控制净化重点病种，推行无特定病原场（群）和生物安全隔离区评估认证策略，开展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区）创建工作，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规模企业，创建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建立无疫企业认证制度；鼓励有积极性有主动性的地方政府，创建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区，建立完善疫情区域化管理制度。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本文引用格式：李金祥. 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对供给侧改革的需求分析与行动策略［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7（1）：3－8.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