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掀起了促进农村发展的“新村运动”，目的是动员农民改变落后的发展状况，共同建设农村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韩国农村摆脱贫穷与落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也逐渐趋向和谐。韩国政府60年代实施经济发展规划时，重点扶持工业发展和扩大出口，结果是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发展严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一五”期间工农业发展速度相差2．5个百分点(分别为7．8％和5．3％)，“二五”期间发展速度差距达到8个百分点(分别为10．5％和2．5％)(李水山，1995)。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无序流动，部分地区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在1970年开始了“新村运动”。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以示范效应带动全国农民加入新村运动建设行列中。随着新村运动模式的成功效应加上政府的大力宣传，其发展范围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在经过提高和巩固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韩国经济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1—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元，人均产值从277美元跃增到1977年的l 012美元、1981年的1 734美元、1987年的3 110美元。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张虎林，2006)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韩国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社会目标，有效地解决了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

    二、韩国新村运动过程中的农民教育

    在韩国掀起的促进农村发展的新村运动中，农民教育，特别是青年农民的教育问题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结合中国与韩国的国情，从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新村运动，无疑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教育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1．坚持以农民为本，以精神力鼓舞民众，在新村运动发展过程中高扬“韩国精神”，切实推进新村运动的有效展开 有学者认为，韩国新村运动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高扬“韩国精神”，培养国民的上进心，鼓励民众积极投身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运动。“其重点在于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唤醒国民克服小农固有的懒散、易于满足的陋习，培养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良好社会风尚。”(谢扬，2006)有人就把这种“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概括为“韩国精神”，并认为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财富和成就。韩国政府认为“农民的觉醒是乡村改造得以成功的关键，要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能使国民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的形式，激发农民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让千百年来宿命的绝望和失意所统治的农民觉醒，使国民长期受抑制的、潜在的、良好的社会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而释放出建设乡村、管理乡村的无穷潜能。”(邬志辉等，2008)新村运动不仅仅要改变社会结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

    2．运用政府强大的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健全机构设置，全力投入到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新村运动中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没有政府的主导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单纯指望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是不现实的。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由居民共同参与而推进地区发展的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推进中，政府担当了方向指导、战略筹划的主导角色并为其提供了各项支援，村内自发成立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发挥了核心推动作用。必须承认的是，新村运动的初始动因在于政府和威权领导人的提倡和推动，政府出于改革农村社会落后现状和维持新政府权威主义体制的需要，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充分控制各种社会资源为新村运动的建设提供强大的保障。为推进新村运动，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央研修院，通过培养新村运动的指导员，对农民进行教育。韩国政府还要求各级公务员和大学教师包村包点，或者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及技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企业、科研机构等也参与其中，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在政府强有力支持之下，农民和自然村是新村运动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政府支援中，具有泛政府的特征，即几乎所有的部门都竞相参与新村事业的开发之中去，而各村则从政府提出的事业当中自主选择本村最需要的事业。”([韩]金荣枰，2007)

    3．在新村运动和农民教育过程中，政府充分意识到农民精英分子的作用，他们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不可替代，该群体是否配合和多大程度上配合直接关系到新村运动成败与否 如果将新村运动的成功原因进行总结的话，新村领导者和农村精英分子的作用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新村领导者和农村精英分子在新村运动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和“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对政府推行新村运动的政策更为熟悉，理解能力也强于一般村民，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特殊身份，他们在与地方政府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接触之时更为便利；而与此同时，由于出身和职业特点的原因，他们同村民和群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宣讲政策、农业技术培训、国民素质教育等方面有着政府部门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许多新村领导者本身就是农业能手和农业技术专家，他们把自己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了其他村民效率更高。在韩国新村运动推进过程中，这些新村领导者和农民精英分子一般是没有任何薪水的，充当的是纯粹性为村民服务的公益角色。他们既扎根于农村，积极筹划和组织新村事业，又配合政府政策施行和引导外部的支援，获得了政府、农民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可以说这一批农村精英分子和新村运动领导者充分地践行了“自强、勤勉、合作”的“韩国精神”，任劳任怨，为韩国新村运动的逐步推进和成功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新村运动的开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专业技能和人格魅力的原因，在社会和村民中逐渐建立起了威望，“新村运动中年轻的新村领导者们掌握主导权。虽然这样的变化仅仅是新村运动的结果而并非其意图”。当然，韩国政府为了提高他们的士气，也从多个角度采取了积极举措，如优秀新村领导者和总统的月度会面，对优秀新村领导者的越级提拔等，这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年轻的新村运动领导人的事业心和工作愿望。这一点对中国的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很有启发性，目前农村由于各种原因人才流失严重，甘于奉献而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农村精英分子纷纷涌向城市，缺乏创业和守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他们本身也缺乏这种愿望，导致目前新农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的人才严重缺失、后劲乏力的弊病，实在是影响政策推进的一大制约。

    4．兴建村民会馆，加强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健全农民协会组织，为新村运动和农民教育培训做好保障和服务工作 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农协，特别是村民会馆等基层农民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民间自发的社团组织不是正式的政府体系，也不是官方组织，他们在农村发展部门与村民之间起到了一种协调的作用。这些农民协会或专业经济组织的功能通常是通过项目的实施而发挥作用。“这些自发的社团组织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新村运动项目之中的，在项目实施时，政府的农村发展部门并不需要为这些中介组织支付酬劳。作为项目的实施者，中介组织有很多政府部门无法企及的优势。他们在政府部门与地方百姓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韩]金荣枰，2007)从新村运动开展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还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和农业收入统计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并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的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仅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而且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掌握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董立彬，2008)这些组织是村级发展制度化和正规化的工具，没有他们的自发参与，农村的发展也许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新村运动的推进也不会如此之顺利。

    5．韩国新村运动真正以农民自身利益和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且根据农民自我教育的需求，施行相关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创新，从而保证了社会变革中农民利益的不受损乃至利益最大化 自新村运动开展以来，韩国农民培训逐步做到以农民为本，培训内容和方式更趋个性化、特色化、人性化。如韩国开展“4H”教育，即使农民具有聪明的头脑(head)、健康的心理(heart)、健康的身体(health)和较强的动手能力(hand)，“4H”教育真正做到了从农民自身实际和要求出发，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单纯的经济满足。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更高层次的竞争势所难免，所以必须对农民进行创业培植和专业扶持，重点培养和扶持具有较高产业化经营管理水平、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专业大户和具有现代化眼光的新型农民，因此，韩国政府选择有潜力的专业大户进行重点的培训和帮扶，使其竞争力越来越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而且，在总结新村运动过程中教育培训经验的同时，根据农民的需要和时势的变化要求，韩国政府于2005年为农民推出了教育培训券制度，提出让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意愿选择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方式。培训券制度是指接受培训者在接受培训时以培训券形式支付培训费，实施这种培训制度的目的在于以农民为本，赋予受训者自主选择权，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的实际需求，实现教育的多元化、特色化和人性化服务。2005年，韩国农林部拿出3．5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55元人民币，2009)逐步示范推广，已经取得了积极地效果。“培训券制度可以矫正过去培训机构因循守旧、千篇一律的培训方式，确保开展按需求、有计划、分层次、分阶段、保重点、重实效的农民教育。培训券制度还可以保障培训计划和内容的及时、公开、透明，可从源头上防止教育培训计划脱离实际和培训经费挪作他用。”(李水山，2008)

    6．韩国新村运动历经30年五个发展阶段，实际上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20年间实现了基本建设目标 韩国新村运动在政府强力主导和各种社会力量配合下，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国家文明的巨大发展，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这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典范。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社会基本达到现代化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农民收人大幅增加，城乡居民差别基本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新村运动中农民得到极大教育，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居住条件、生活方式，农村社会道德风尚得到改观，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大为提高。韩国新村运动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新村运动和农民教育达到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带，在国情、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共同之处，所以新村运动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尤其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更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是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也不能简单套取，更不适宜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完全照搬照抄其做法。“韩国的新村运动，都不同于中国曾经经历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它们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在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社会颓废的大背景下，农民得到政府、学界和城市居民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而发起的自助、致富活动，也是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王思明，2007)而且，韩国新村运动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实践，也有诸多仍应加以总结的教训。比如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对行政手段的惯性依赖，新村运动助长了韩国农民思想上对政府的极大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创新和独立思考的特性，而只能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一味地听从上级政府的安排。“上级责成下级各个部门展开计划，使之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再延伸渗透到基层，导致新村运动建设模式和动力较为单一，限制了下级政府和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政府主导亦容易导致政府工作作风的漂浮，基于部门或官员私利的考虑。建设成果容易被夸大。甚至被弄虚作假：政府主导亦容易造成资金和资源在经过庞大且多层级的各级政府时，被大量挤占甚至吞没，从而侵占新农村建设资金和资源。”(王海文，2009)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各国国情、发展水平、管理体制的不同之处，必须辩证地借鉴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的经验教训，开展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民教育活动。

    三、小  结

    韩国新村运动解决了一个面临诸多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改革农村社会、走向工业化的问题，其农民教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由于其国情、发展特点和改革条件与中国极为相似，因此，其参考价值毋庸置疑。当然，任何成功的做法和经验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体制环境下取得的，与国外农民教育的一些历史经验相比，我们在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制度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参考其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状况，切忌生搬硬套和照搬照抄。在借鉴国外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发展经验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汲取其先进的思想精髓和成功做法背后所蕴藏的理念，而不是亦步亦趋的套取其现成的做法。